晨光透过积灰的窗帘缝隙，在林永年的床脚投下细瘦的光斑。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，不是习惯性地摸向枕边的储蓄罐，而是先侧头看向身旁——妻子沈秀兰蜷缩着，脸色比墙上泛黄的旧报纸还要惨白。

        林永年的心脏猛地一缩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某种突如其来的慌乱。他伸手探向妻子的鼻息，指尖的凉意比预想中更刺骨。这个与他同床共枕二十年的女人，此刻像尊冰冷的瓷器，再也不会在他关灯后念叨“灯绳再拉一下省电费”，也不会把隔夜的米饭掺进新饭里逼他吃下。

        他猛地跳下床，绸缎睡衣蹭过床沿勾出个破口，这让他心疼得皱眉。跌跌撞撞奔下楼梯时，木梯发出吱呀的哀鸣，像是在嘲笑他此刻的狼狈。“女佣！女佣！”他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回荡在空荡的客厅里。

        厨房门口的王妈擦着手跑出来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。“先生！您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她跟着林永年二十年，从没见过他这般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上次他丢了张五块钱的纸币，也只是沉着脸算遍了所有账。

        林永年扶着楼梯扶手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：“早餐的鸡蛋煮一个就够了！”

        王妈愣在原地，手里的抹布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她顺着林永年的目光望向二楼卧室的方向，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敢说半个字。这个家里，鸡蛋从来都是按人头算的，沈秀兰身体弱，林永年也只允许她每周多吃一个，如今少的哪里是一个鸡蛋。

        沈秀兰活着的时候，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精打细算的味道。电灯只留一盏十五瓦的，肥皂用到薄如纸片还要加水煮成肥皂水，就连林永年自己的袜子，都是沈秀兰补了又补的补丁摞着补丁。有人说林永年抠门，他却总说“钱要花在刀刃上”，可家里的刀刃，从来都是钝的。

        此刻卧室里，沈秀兰的手还保持着攥紧衣角的姿势，床头柜上放着半杯隔夜水，杯沿印着淡淡的口红印。林永年终于敢走进来，视线扫过梳妆台——那上面只有一盒用了三年的雪花膏，还是他去年生日“破例”买的。他忽然想起昨天傍晚，沈秀兰咳嗽着问他能不能买包止咳糖，他当时正对着账本算水电费，头也没抬就说“多喝热水就好”。

        警察来的时候，林永年正盯着王妈煮鸡蛋。“一个就够了”他又叮嘱了一遍，声音里多了些不耐烦。当警察问他沈秀兰最近有没有异常时，他搜肠刮肚想了半天，只想起她上周偷偷给流浪猫喂了半块馒头，被他骂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        葬礼办得极简，林永年没请乐队，没买花圈，只找了两个邻居帮忙抬棺。王妈偷偷买了束白菊，被他发现后扣了当月工钱的一半。送葬路上，有人窃窃私语，说林永年连妻子的丧葬费都要省。他却毫不在意，心里盘算着以后每月能省下沈秀兰的药钱，还有那每周多煮的一个鸡蛋。

        晚上回家，林永年第一次独自坐在餐桌前。王妈端来一碗面条，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。他盯着那个鸡蛋，突然想起沈秀兰每次都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夹给他，说“男人要干活，得多补补”。筷子悬在半空，他突然捂住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。

       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落在空着的对面座位上，仿佛还留着沈秀兰温和的影子。林永年哽咽着，嘴里反复念叨着：“煮一个就够了……真的，煮一个就够了……”只是这一次，他的声音里，终于有了鸡蛋之外的东西。